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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一本投档线

2019年04月15日 13:0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今年首次邀请高中校长参与考生面试,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谢书琴说,这是希望高中更了解高校的人才选拔机制。2011年,浙江省率先在全国试点“三位一体”招生制度。新高考方案要求继续深化这一改革,即高校依据考生统一高考、高中学考和高校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按比例合成综合成绩,择优录取;高校测试评价侧重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科倾向、专业潜质等。

    许多传统节日都与祭祖、敬祖有关,祖先崇拜不仅是体现出家族范畴的孝道,更是对于民族精神和道德之根的念念不忘。当下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运”实质上就是一种践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文化现象。“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道德范畴几乎都完整地体现在这些传统节日文化之中。

    吴华建议,要让政策的合理性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政府就要依托学校,赋予其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此外通过公共政策的辩论,更广泛吸收民意,使政策更符合公众对教育公平性的需求。

    日前,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5年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这次出台的改革举措聚焦“特殊类型招生”,旨在堵住招生过程中的制度漏洞与灰色空间,不让“特殊招生”成为“特权招生”。

  杨睿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阜平县的一名农村学生。2014年,他的高考成绩618分,虽然没达到北京任何一所“211”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但他仍跨过了分数的“门槛”,被“211工程”院校、北京林业大学录取。

    本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是要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子系统:1、汉字的认字和写字系统,(古人所谓:“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3、母语文化生成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的东西是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这里读、记、背是绕不开的。只有大量的积累,积累的语言、思想、感情才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现在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语文是异化了。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时过境迁,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所以我说“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为促进大学校园传统文化的传承,叶朗和白先勇先生一起筹划了“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计划包括在北大开设“经典昆曲欣赏”选修课,举办昆曲经典剧目演出和大师汇演,举办昆曲工作坊、昆曲讲座和研讨会,开展昆曲艺术的学术研究,出版昆曲大师传记,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平台和昆曲影像数据库,培养新一代昆曲艺术人才等。

    就这样,明明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一个个成了俯首贴耳,灰头土脸的样子。在这五条绳索的捆绑下,朝气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琐琐、谨小慎微的、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成了习题的奴隶,成了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

    四川大竹县8岁女童李微微为救落水小同伴不幸身亡,当地政府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未获批准。四川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和大竹县综治办认为,《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此种行为没有明确规定,李微微作为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和自保能力,不具备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同时,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要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避免盲目模仿。

    快乐的性情来自于哪儿?首先来自家长,家长是一个快乐型的、积极向上的,这种性情必然影响孩子。从我工作的学校见到这样的家长太多了,孩子一脸阳光,一看家长也是这样;有的孩子对什么都是一肚子不满,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家长往往就是就那种性情灰色的人。

    率先于2014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浙江,在其印发的《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中指出,高考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生根据本人兴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的要求,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总成绩满分750分。

    新的一学年又开始了,看着院里孩子穿着校服迎着朝阳去上学,真是发自心底的羡慕,原因是我当学生时那会儿没有。我说孩子穿着新校服真精神,孩子他妈说,这一身校服快1000块钱。这哪值这个价格吗?如果嫌贵孩子就不给报到……说起校服这茬儿事,有过经历的人都无奈地叹息摇头,似乎人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都能发一通牢骚,但是一批批学生走进学校走出学校入学毕业,还得在这种家长不满意不情愿中给孩子购买那并非称心如意的校服。道理非常简单,买校服是硬性的,学校道理多多且能均站住理,不同意,可以,领着你孩子回家。到这儿会儿,家长们还有什么辙?客观地说,学生着统一校服的必要性无可厚非,家长学生也几乎没人反对,问题关键是那校服的价格,以及价格与质量的性价比是否合理,是否物有所值,钱花的是否冤枉。从这些年学校卖给学生的校服看,家长的反映是价格虚高,质量一般般或部分面料做工低劣,远不值付出的那些钱。现实是孩子要上学,学校规定必须穿学校统一定制的校服,不买不穿也可以,那就直接回家不必再来好了。因而,校服成了成绩之外上学的必须附加条件,必须人人个个都得买。所以尽管家长都心知肚明这校服根本与其价格不符,为了孩子也不得不就范,学校要多少只能交多少。对此,家长有愤懑有意见,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有什么辙?一句话,学校说啥就是啥,不服者可以给你孩子转学或叫孩子退学回家。当然了,学校也“讲理”,你可以到教育局反映啊,不行还可以到法院告啊。听着没错,哪个家长愿意走这条路?即使愿意,胜诉的把握有几分?你有真凭实据吗?退一万步,即便是你赢了官司,你孩子哪个学校还能接受?学校和学校在这个问题上是同命相连的一家人,校校相护是自然而然的,造了这家的反等于惹了这个区域所有的学校,后果很严重,说不准儿你孩子就成了本区域的“名人”了,成了所有学校的“畏惧”不敢接受之人,为了区区几百上千块钱引来的麻烦超过几个十几个几百上千的代价不说,弄不好真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谁愿意冒这个风险呢?也正因为基于此等考虑,校服价格虚高问题才这些年一直存在着。

    加分项目的人为虚胖,伤害的是高考公平。正如教育专家杨东平所言,如果教育机会可以用金钱购买或用权力交换,教育就不再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而异化为制造和扩大社会差距的帮凶。也有业内人士感叹,一些加分项目,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特长生等,已经成为某些权势人物营私舞弊的通道,偏离了奖励特长和优秀的初衷。有的人不该加分却加了分,就好像发令枪未响,已提前跑了一段路程,这对那些守规则的考生何其不公?如果一些贫家子弟成为不合理加分政策的牺牲品,他们又如何改变命运?

    第一,一国之母语。母语是强化国家认同、深化社会融合、扩展国家利益、体现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最重要事物之一。第二,一国之历史文化经典。一国之立国之志、治国之法以及民众生存经验、哲学智慧、宗教精神,皆凝聚于往圣先贤世世代代创造的经典文献和掌故之中。此种精神文化血脉,是一国之生命,一国之根本,也是一国最最宝贵之教育资源。如果一国精英主动摒弃此一资源,改而选择他国历史文化、经典文献与掌故作为主要教育资源,此乃主动将自己的民族国家,改造为他国实施教育殖民、文化殖民之苑囿。久而久之,将有可能使一个伟大民族自愿沦落为他国之附庸。第三,服务于一国当前经济建设、生产活动之需的科学知识、劳动技能。此种科学知识、劳动技能,人类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杜柯伟介绍,截止到2013年年底,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共有1277万人,占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9.3%。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采取“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的比例,去年达80.4%,比2012年略有提升。“应该说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随迁子女就学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看完郑也夫的《科场现形记》,就读于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的大二学生曾杰对“寒门贵子”的讨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教育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兴办教育;全社会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广大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以良好的家教、家风为下一代树立榜样。

    她还表示,促进教育资源的网络平台建设,对资源进行分科目的细化整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先进教学方法与材料的共享也是重点。“另外,可以以城乡中小学一对一帮扶项目为纽带,为乡村师生打造了解现代化教学的平台,推动城乡教育协同发展”。

    而成熟度跟领导力又高度关联,没有成熟就无法有领导力,就难以竞争谷歌、微软、花旗等公司的CEO岗位。

    没有评价就没有进步,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良好的发展,所以教育教学中评价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上级部门的评价指标决定着一个学校的兴衰,学校对教师的评价,决定着一个教师的成长进步。某个方面、某堂课可以体现出一个学校或一个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但一定不是完全,所以,评价观察面应放宽点,评价角度应多点,评价的目光应敏锐点,在关注课堂时是否也应该考虑课堂外,尤其要透过典型能看到普遍,透过现象能看到本质,应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高屋建瓴意识。这样的评价或许会比较客观全面点,这样的评价结果或许更具有指导性,在这样评价的督促指导下,或许课改的路会越走越宽。

    两种方式综合评估学业水平

    一是导致弄虚作假、徇私舞弊、钱权交易,各种丑闻层出不穷,各种神通花样翻新。不仅更高层次的公平如同镜花水月,连“唯分数论英雄”的低层次公平都遭到破坏,严重损害了高考公信力。

    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学博士储朝晖认为,名校的份额是有限的,每个人进入适合自己的大学就是教育公平。目前高校与考生之间的供求关系已不能与招生计划相协调,矛盾很突出。权力部门无法判断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匹配,用指标的方式分派给不同的地区,相当于把“牛”和“草”分别隔离开来划分,必然导致了一些牛只能“啃地”。储朝晖指出,全然的计划既不能实现高校的诉求,也不能实现学生的诉求,人为的名额分配存在太多不公平的可能性。“减招”等调控政策只是一种“补救”,必须改变计划招生体制才能实现根本性、实质的公平。分数线、一本率并不该由国家来掌控,不同类型的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多样化的选择,而每个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教育资源,并不一定要参加高考。

    除了这些省份,福建、浙江等省也都更早的开启了二本和三本的合并,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陆续开始进行高考改革,高考本科录取批次的合并已是大势所趋。

    最近笔者到江苏连云港的一所乡村中学——海头中学讲座、考察,发现该校打破了前述两个等式。它没有多花多少钱,只是利用学校现有的办学条件,把所有的资源和机会,都交给学生使用。校园里看不到一个垃圾桶,可地上却没有垃圾;学校中心地带,有一个“海头大舞台”,学生随时可在这里搞活动,以前学校的口号是“海头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现在则是“人人展风采”;这所学校的开学典礼,除了校长致辞几分钟外,都是学生唱主角;校园的一条主干道,被命名为“星光大道”,两侧挂的不是考进名校学生的肖像,而是学校星级教师和学生助理的头像;课堂学习,两个同学相向而坐,学校要求老师每一次讲解不超过5分钟,一节课讲的不超过25分钟,其余时间由学生主导;这所学校还有一个学生影剧院,完全由学生管理。

    这些问题不弄明白,不做解决,悲剧就一定会重新上演,程春明就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第一,必须慎重考虑本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与所选专业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符合度。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人身上都相对独立地存在着与特定的认知领域和知识领域相联系的八种智能:语言智能、音乐智能、数理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内省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和自然观察智能。这八种智能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使得每一个人都有其特定的智能结构。同时,每个专业也都有其特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考生在挑选专业时,必须慎重考虑本人的智能结构与所选专业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符合度。因为,人只有从事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才能够体验到工作的乐趣,才能够把工作做好。试想,如果不顾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让贝多芬学绘画,让达芬??奇学音乐,那这世界上必定会失去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和一个优秀的画家。

    教师拟将在学区、集团内统筹安排

    凤凰网:估计不少家长认同您的观点,也想这样做,可是现实就是您最后说的,这不是家庭教育能解决的。

    囿于高考在当下之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高考期间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企业、个人,为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无疑是必要的。但不特殊对待送考车辆与为高考服务并不矛盾,而是一种多方权衡下的理性回归。

    2003年,原任河南西峡县教研室主任的杨文普带领全县教研人员及部分中小学校,探索了“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杨文普2009年任西峡一高校长,在推广“三疑三探”教学方法后,西峡一高连续两年本科上线率达到95%,重点大学录取率达到30%。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有宏观的层面,超越教育的是社会问题,政治、体制、经济、财政等等。但是对一个具体的学校、教师、家长、学习者,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一个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审美,其人格和心性的塑造,其内心浪漫和诗意的诞生……这些任务,一直是由一门叫“语文”的课来默默承担的。

    增加“微写作”增设阅读情景

    读完这则故事,当大伙儿都在为“最美乡镇干部”的高风亮节击节赞叹时,我不由心情沉重,像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本应该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可是在他获得“最美乡镇干部”荣誉整整八年之后依然一直没有得到上级的提拔!如果把他放在一个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甚至是省委书记的岗位上,他是不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是要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教师要有计划地引导学生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在阅读中积累语言,培养语感,理解作品的情意,领悟语言运用之妙,学习行文运思之技巧。引导学生不但在课堂上学语文,更要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

    昨日,北京市教委也表示,目前北京市高考改革方案正在进行调研与起草,制定后将及时向社会正式发布。

    伴随着中国调结构、促增长的压力,伴随着高校扩招,也许大学生就业难还将持续若干年。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学生仍是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过渡的关键。在现有形势下,每个学生认清形势,分清自己的优势和短板,脚踏实地,才能最终找到在社会的立足之处。

    “思想品德怎么可以用高考分数来量化?”郁国忠在余杭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孩子正在读高二,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样规定导向虽好,但对其他人而言不公平。孩子复习得这么辛苦,不断练习做题,图的就是多考几分,但做个轰动点的好人好事,就把其他人狠狠甩在后面,难道所有家长都要鼓励孩子去夺刀吗?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黄友文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教育部具体通知,等教育部出台实施细则后,广东会根据教育部具体部署统一实施。

    钟秉林强调:“高考承载的不光是要选拔人才,此外同时还承载着促进社会公正、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功能,是农村考生跨越城乡二元对立的主要通道,是社会流动的阶梯。”

    对于一个个人来说,传统节日是自己逝去时光的美好回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节日的实质性内容可能越来越少,但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符号,还保留着些许习俗仪式。这些习俗仪式也许并未真正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审美的感受。时代在变,人也在变,但是我想,许多中国人心里都有一种畅想和期盼,让古老的节日日久弥新,因为其不仅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资源,也承载着太多的民族历史和童年记忆。

    凤凰网:现在学校强调家庭教育,我也看到很多学校把作业辅导等甩给家长,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他们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我曾对李白杜甫做了一点不同的分析,有人说我恶搞,因为这和考试的统一答案不一样。

    “高考(课程)状元”和“高考移民”都是看点

    我们也许可以断言:正是这样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启蒙教育,维系了中华文化于不坠。而承载这种教育内容的语言形式便是文言文。在这个意义上,文言是中华文化之“源”,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推广的白话只是其“流”。笔者不禁怀疑:当下中国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能否无视这样一个长达两千年的历史经验之存在,而仅仅依据最近百年乃至60年的“流”,来制定关乎民族未来的教育策略?

    公益是件严肃而专业的事情,即便是募款,也要考虑很多细节给社会带来的影响。

    减负是这次改革的方向和任务,主要体现在招生环节,利用多次考试、等级考试、社会化考试等,来改变分分必较、一次考试压力过大的现象。在自己喜欢的学科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也是学生愿意的。所以减负要减掉的是学生不必要的负担,比如他们没必要为应对高考在毫无价值的机械训练、死记硬背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变成“考试机器”,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新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使学习变成有价值的“负担”。

    各地也在强调降低中考难度,全面取消“超难”试题。通观类似改革,那些重点高中,常常率先反对既而以竞赛选拔或自主招生的方式干扰中考改革,直至改革半途而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行统考的政策约束下,各地一直不曾停止的“抽测”,实则就是统考。中考“消灭难题”的改革由来已久,指标也很具体,譬如全科及格率、平均分必须达到多少,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达标的。因此,只要升学成绩为“王”,则“难题”势必以各种面目出现;只要某一学段教育还是升学教育链条上的一节,则压力就无可避免地传递到每一个环节。身处其间的“学困生”的生存状态,常常被忽略。

    刚才,我听了有关教师节和你们学校基本情况的介绍,参观了庆祝教师节30周年展览,考察了心理学院的心理学实验室,观摩了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教学现场,同老教授们见了面。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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